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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女博士董某跳楼自杀身亡,一时哗然。在董某的家乡山西,在她生活过的山西某高校,女博士的生存现实问题,成了人们注意的热点……

据山西省教育厅的统计呈现,2005年,山西省内高校在校博士研究生1150人,而在省外就读的山西籍博士人数远远高于此数字。一位博士生导师称,在文科类专业,女博士与男博士在数量上基本持平,理工科专业里,女博士比男博士人数少。

采访发现,女博士们是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身为博士,女性软弱的一面被淡化,她们与男博士被对等地放在学术的天平上。她们希望谋得经济和人格的独立,可是,她们却又不想被看做是女强人,不想被公众尤其是男性公众仰望,以致找不到自己在人群中的精准定位。

曾几何时,女博士作为女强人的化身,代表着显赫的社会地位、丰厚的经济收入、崇高的精神追求和伟大的人生理想。然而,在数日的探访中,却看到了这一特殊女性群体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无助、彷徨、貌似坚强和对生命无法承受之重的无奈。

因篇幅所限,选取三个女博士典型作为样本呈现给读者。

6月4日下午,忙完硕士生毕业论文答辩的山西大学教师王岚,终于回归到家庭主妇的角色。9岁的女儿好几天没有洗澡了,作业里大量题目不会,脏衣服堆在沙发上……家里乱得一团糟,王岚看在眼里,不知从哪儿下手。

说起不久前跳楼自杀的董博士,她黯然神伤。“出事当天,我就在网上看到了消息。她和老公去北京之前,也住在山大教工楼里。也许去了北京,生存的压力太大了,大到了无法承受。”

事实上,本年36岁的王岚在读博期间也曾经有过精神面临崩溃的经历。她18岁考上山西大学,22岁毕业留校,23岁结婚,4年后生子,一切顺利,让人艳羡。然而,孩子的出生,一下子加重了家里的经济压力。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经济境况竟不如比自己晚毕业的同门。最大的问题是,学校的任何一次检测与测评都与学历挂钩,自己的本科学历总是拉后腿。王岚意识到,“读硕士已迫在眉睫”!

这一年,王岚考上本校本专业的硕士。3年一晃而过,硕士文凭顺利拿到,王岚也拿到了讲师的职称,分到一套40余平方米的旧楼房。可这个时候,同事们又纷纷读博归来,换上了更大的房子。王岚又一次无奈地加入考博的浪潮中,“最直接的动因就是,博士读完马上就能换大房子。”

为了房子,王岚在女儿5岁的时候,毅然赴北京读博,把孩子留给了工作也很忙的丈夫。女儿的身边没有了妈妈,电话那头频繁哭得撕心裂肺;丈夫因为她读博士,心理压力陡增,抱怨随之而来。生活的压力仅仅是一地方,更重要的是学业压力。生疏了多年的英文,捡拾起来非常困难。一边是基础知识需要恶补,一边还有发论文的压力。3年里,王岚常常感觉喘不过气来。

博士毕业后,回到学校继续工作,可大量时候常常有一些预料不到的困难。而在高校里,只有拿出够分量的论文和着述,职称、工资、科研基金才会跟上,王岚一直艰难地努力着。

“我并不是学术型的精英,读博并不是有多么远大的学术理想,生活所迫而已。”王岚坦承。

来自山西朔州的复旦大学05级女博士生吴英本年37岁了,未婚,她甚至没有真正谈过一场恋爱。

“在老家,有些嫁得早的女人,37岁已快当婆婆了。所以,在乡亲们眼里,我就像个怪物!”吴英告诉“婚姻问题已经成了我和家人沟通的最大障碍,我最怕听到的就是,‘二女,找上对象了没有?’”说完,吴英无奈地叹息。

1969年,吴英出生在怀仁县的农村里,自幼勤奋刻苦,是大人眼里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父亲在工厂做工,艰难供养3个孩子读书。1986年,吴英初升高,理想是继续读高中上大学。可同一年,姐姐考大学,弟弟考初中。父亲实在无力供这么多学生继续深造,只好委屈吴英去读中专。最终,吴英以全县第二的成绩考到天津一所计算机中专就读。尽管理想的翅膀暂时收起,但吴英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块读书的料,不应该这么荒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