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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大博士生导师范以锦:学术无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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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龙在职博士网    http://zzb.china-b.com/    发布时间:2015年01月09日

    静心窥解范以锦的人生智慧,仿佛与此间真意不谋而合。从当年出身农家、遍尝艰辛的华侨子弟,到其后殚精竭虑、辣手文章的精英记者﹔从曾经挥斥方遒、锐意改革的报坛领袖,到今日竭智尽力、乐在其中的新闻教官,这位曾被时人以“平民底色”加以概括,极富精彩却又平和低调的传奇长者,正是用他最接近本真的平民情怀写就了一则则披荆斩棘、饮尽风浪的事业篇章。而正如子夏当年所困惑的“素以为绚兮,何谓”,当人们每每试图用最华丽的笔触描摹出范以锦浓缩半生的丰盈心境时,还有什么能比将其一以贯之的“执意纯粹”奉于纸上更贴近他的不凡?正是须臾未忘底色,所以步步锦绣华章,范以锦用最直白的记忆勾连起了他直道而行的多面人生。

“吃苦耐劳对我来说没问题”

    广东梅州,这片素有“华侨之乡”美誉的粤东大地,便是范以锦的家乡。早年,范以锦的父亲曾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前往马来亚(现马来西亚)务工,68年前,范以锦便出生在那里的山区橡胶园。因父亲参加了反殖民主义的工会和罢工斗争等,1949年范以锦全家被驱逐出境,3岁多的他从此随父母回到了老家——梅州大埔山区。而谈及当年如何选择并考取了暨南大学经济系,范以锦的记忆便从家乡开始延展。

    “我的小学、初中、高中分别是在大埔县西湖村小学、大埔中学和百侯中学念的。从我们农村的中学考上大学,是不容易的。当时,暨南大学的知名度还没有今天这么大,那时候也不是国家重点大学。高考时,在老师的动员下,我第一志愿报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志愿就报了暨大。一方面它跟人大有落差,另一方面暨大是侨校,我是华侨学生有加分,对这里比较有把握。”范以锦介绍说,“我们农村的孩子,对未来的志向、将来从事的工作都没有过多的考虑,文科生无非就是在中文、外语、经济、历史、哲学这几个专业中进行选择,我填报了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就这样被录取上了。那一年百侯中学有160多人考大学,其中文科考生几十个,最后全部考上的只有十来个人,文科就我一个人被录取了,很不容易。”

    而对于早年的经济学专业背景对他其后可能产生的影响,范以锦用“有影响,又不是特别大”来概括。“所谓有影响,就是因为读经济学的经历,让我对经济学的知识有兴趣,我后来担任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社长、董事长,除了要有采编的经验,还要有经营管理的经验,讲得直白点,就是不仅要保证内容质量的提升,还要有经济效益。那么我的这种背景会让我去看一些经济运作方面的书,包括国内外的案例,我都会学习。但是为什么又说关系不是特别大呢?因为我是1964年上大学,学制五年,又推迟了一年毕业,正好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到“文化大革命”中期,实际上课程只学了两年,都是些最基础的知识。而且那时候学的理论,也基本都是计划经济的理论,大部分从苏联照搬过来,与我们后期的报业企业环境和市场经济没有很大的联系。当然,它也可以引起我们的反思,让我们对计划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有个对比。所以说,这段经历使我对经济方面产生了兴趣。”

    范以锦继续讲道,“‘文化大革命’进行一段时间后,我们就下到农村去劳动了。1968年到1969年,我们以大学生的身份到广东四会农村去锻炼,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除此之外,学校工宣队还带着我们去过广东英德县劳动,也是‘三同’。我还去过工厂务 工,在街上卖过杂货,在商店里站过柜台,在煤场做过煤球。那时候劳动量很大,在农村吃得比较差,油水很少,也不能放开吃饱。1970年3月,我又到了湖南省洞庭湖西湖解放军部队农场劳动,赶上插秧季节,凌晨三点半起床一直劳动到晚上十点多。不过在这里吃得还不错,粮食、猪肉都有,就是劳动非常艰苦,我在这里干了将近半年。不过,因为我本来就是从农村来的,劳动对我来讲是个非常小的事情,吃苦耐劳对我来说没什么问题,但是,我就是老想着能快点毕业分配。”他解释道,“我兄弟姐妹五人,当时靠父亲的一份工资养家,才40多块钱,我母亲身体不好,在农村挣不到多少工分,我哥哥高中还没毕业就提前回家劳动,家里确实比较困难。我们的学制是五年,前面的68届准时分配了,我们69届到了1970年还不分配,心里很着急,因为早一天参加工作我就可以早一天减轻家庭的负担了。我们大学生下农村、下工厂劳动锻炼是没有工资的,领取的是助学金。所以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参加工作,干什么都可以。”

    在那个物质条件贫乏的年代,年轻的范以锦曾因梦见一块肥肉而在睡梦中笑醒,这位憨厚的农家子弟对于底层生活的艰辛和百姓生存的苦乐,有着最天然的亲近和最深切的理解,在人世间的辛酸甘苦中,身为大学生与身为农民的双重体验在无形中为他积累起了一笔极其丰厚的精神财富。

“我从没想过会当一名记者”

    1970年9月,还在湖南洞庭湖农场务农的范以锦在一次特别的“面试”后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我们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留在城市,我也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当一名记者。”提及其后与南方日报的渊源,范以锦感慨满怀。

    “我被分到南方日报有这样一个时代背景,‘文化大革命’未结束,南方日报有很多老同志在五七干校还没有解放出来,因为人手不够,所以想到了要招收一批大学生,于是就到了暨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来要编辑、记者、工程技术人员。”范以锦回忆说,“1970年,暨南大学实际上已经被解散了,军医大学从北方搬到广州,取代了暨南大学,学校所在地转交给了军方。我们有部分老师去了中山大学、华南师大、华南理工大学,但是包括我们在内的69届学生还没有分配,所以学校就设了一个留守处,包括军宣队和一些行政人员。当时南方日报找到留守处想要招人,于是他们就提供了一份名单,包括中文系、历史系、经济系,总共六七个人。因为我1966年就入了党,又是学生干部,家庭成分也比较好,所以暨大就推荐报社的工作人员直接到农场来考察我了。”对于当时的情景,最初还蒙在鼓里的范以锦时至今日依旧历历在目、记忆犹新。“那天我们农场的连长突然叫我到他办公室去,问我插秧的进展怎么样,我就如实回答了。其实当时那两位南方日报的工作人员就在旁边坐着,他们大概是想看看我的反应,觉得还可以,就这样定了。起初我一点都不知道,大概是过了半个月左右才宣布名单,部队这才告诉我那天叫我到连队来是有两个人在旁边观察我。后来被分到南方日报当记者,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他坦言。

    对于这段几近惊喜的人生转向,范以锦充满感恩,“当时中文系要了两个,经济系要了两个,一共四个人同批进了南方日报社。我们当年毕业分配的情况是这样的,组织给你一个表,你就填地点,想到哪里都可以填,像广州、汕头、梅县,或者新疆、北京等等。我的第一志愿当然填的是广州,第二志愿是梅州,也就是我的老家,我只填了这两个地方。后来能够留在广州还是很高兴的,毕竟还是希望平台能大一些。我的不少同学都被分到县里了,有的还被分到餐馆里去端盘子,分到商店里去卖杂货。我能留在广州确实非常幸运,也很不容易。”

    有意思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下,刚刚从农场出来被分配到南方日报的范以锦又再次被报社分到农村劳动。“从1970年到1971年,我又劳动了一年。但是这一年不太一样,我挂了一个职务。”范以锦回忆说,“一入职,南方日报就将我们这一批大学生安排到农村基层去锻炼,我当时是副大队长,相当于村委会副主任。我们这批一共20多个人,有当党支部副书记的,当副大队长、生产队副队长、妇女副主任的都有。锻炼一年回来后,也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就直接把我们分配到了各个部门,可能考虑到我是经济系的,我就被分到了南方日报社工商部。”

    就这样,1971年,25岁的范以锦在辗转等待之后终于开始了他自此耕耘的记者生涯,而对于这个在懵懂中开始的人生舞台,范以锦也毫不讳言最初起步时的困惑和努力。

    “当记者我一点都不懂,从来不知道记者究竟是怎么写东西的。我当时想,记者要采访,还要写得很快,感觉难度非常大,怎么去做,一点都不知道,我就先从模仿开始。”范以锦回忆说,“那时候中国的报纸基本上没有多少了,全国范围的只剩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广东就只有一份《南方日报》。我就订了一份《南方日报》、一份《人民日报》,两份报纸从头到尾去看。那时候报纸只有四个版,文章又很长,我们写稿的机会不是很多,一个月能有几篇稿发表就很了不起了,所以我就有很多时间去学习,研究究竟怎么写消息,怎么打标题,怎么写通讯。”他接着说道,“我们当时也没有教材,教材被斥为封资修的东西,不能够用。所以我只能看一些内部的通报,看看他们的文章是怎么写的,尽管有些文章文风很差,但基本的五要素还是有的。我大概学了一两个月就基本掌握了规律,慢慢感觉到写消息和通讯也不是很难。虽然写得好比较难,但是已经可以动笔写,几乎没有什么障碍了。”

    就这样,初出茅庐的范以锦在蹒跚学步中开始了他前路漫漫的职业生涯,从1970年进入南方日报社,到2006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再到2012年从南方报业正式办理退休手续,这位从山区走出来的农家子弟从此开始了他其后历经42年精彩多姿的报业人生。

“最有作为还是三中全会以后”

    “我刚进工商部的时候,主要跑商业这条线。我是年轻的记者,采访的时候我就跟着老同事去,看他们怎么提问,我就旁听学习,练习写初稿。写了一两次以后,我就基本上自己单独采访了。后来有什么问题我就问那些比较老练的编辑记者,基本上一两年的时间,我就成为领导比较信任、业务也比较熟练的记者了。”在报社工商部待了半年之后,范以锦就被派往梅州记者站开始了独当一面的采写工作。

    “到梅州记者站以后完全就是独立采访了,那边有老同志,他们都不是集中行动,我们基本上也都是独立采访。我会买些杂志小说来看,起码在文字方面会提升一些。从1972年到1974年,我在梅州记者站待了将近两年时间,后来在报社工商部主任的提名下,我又调回了工商部。回到广州后半年左右,报社根据省里的安排要派工作队到番禺农村,1975年,我跟着工作队又到农村干了一年,一年以后又再次调回工商部。”范以锦说,“那时候番禺还是个县,从广州过去要四五个小时,这一年又是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过这些对我来说没关系,我们农村出来的大学生适应得很快,到了农村尽管条件艰难困苦,但都没有愁眉苦脸的,生活得也很愉快。一年之后回到广州,我就亲眼见证了广东省粉碎‘四人帮’的大游行。”

    对于这段历史,范以锦记忆犹深,“南方日报是广州地区最早上街游行的,拥护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我也参与了上街游行。因为我们是省委机关报,比较早就拿到了相关文件,文件一读完,大家都慷慨激昂地上街了。当时老百姓还不知道这个消息,也不知真假,一看南方日报都上街游行了,很多人都跟着鼓掌。粉碎‘四人帮’之前基本上搞不了批评性报道,没有这个空间。那时候相当多的文章现在看起来左的痕迹是比较重的,当然也有部分没有这些痕迹。‘文化大革命’中的报道是个不断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过程,昨天明明这样说是对的,明天就变成错的要批判了。所以我们感到一方面很苦恼,一方面也很好笑,就是猜想中央是不是有两个司令部在较劲,那么我们究竟该听哪个司令部的呢?所以最有作为的时期,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1976年底,范以锦再次被派往梅州记者站并出任站长一职,直到1982年才调回广州,出任广州记者站站长一职。“三中全会之后,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土地承包到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非常高,我们的报道材料非常丰富,也开始有批评性报道了。因为有些干部的思想不通,还在转换观念中,所以这个时候搞批评性报道,就是为了冲破思想禁区,支持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宣传他们在承包责任制之下的繁荣景象。那时候我经常在农村采访,也经常会住下来。有时候住在公社招待所,有时候住在生产大队,有时候住在农民家里。采访到的素材都是农民怎么拥护三中全会的政策,反映生产自主权、粮食大丰收的良好景象。另外,也会批评某些地方领导干部,因为有些地方领导干部不但对中央的政策不满意,甚至还去阻挠政策的落实,这种批评性报道我们都做过不少。”

    提及早年因批评性报道而受过的委屈,范以锦无怨无悔又颇感欣慰,“我们南方日报的领导层思想非常统一,领导坚决支持解放思想冲破禁区,一定要支持农民取得生产自主权,解放农村生产力。虽然当时县里和公社里有些领导思想不通,也存在两种声音,就是要不要给农民生产自主权,要不要搞大包干?但是南方日报还是旗帜鲜明地支持这种冲破思想禁区的讨论和评论,甚至点名批评某个领导。”谈到南方日报的办报传统,范以锦毫不掩饰内心的自豪。

“开风气之先是南方日报的光荣传统”

    “开风气之先是我们的光荣传统,这是南方日报的前辈为我们留下来的基因。像解放初期的曾彦修、杨奇,他们在担任南方日报的总编辑、社长期间,坚定支持批评性报道,勇于向上反映真实情况,杨奇还动笔写了涉及广州常务副市长的批评性报道并且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他们都是非常有担当的人。可以说,这种责任担当一直留在南方日报,激励着我们去继承。我一直觉得,其实并不是我们后人有多厉害,我们只不过是传承了他们播种下来的基因。”范以锦推心置腹道,“比如说南方日报的传统之一是对写批评报道的记者采取宽容和保护的态度,这也是我们开风气之先的一部分。当然,这也和广东的整个改革开放局面有关系。广东面对的是非常善于抢抓新闻的港澳媒体,港澳媒体批评我们的稿件,有时候写得不一定准确,所以我们自己就必须要懂得占领舆论制高点,善于搞舆论监督。我们自己写肯定写得更准确,我们也不应该去回避,否则会有很多不真实的东西流传得更快。因此,在广东这么一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我们的思路也必须走在前沿。”

    范以锦介绍说,“当年有个说法,叫‘广东水,珠江粮’,就是指广东的健力宝和饼干在全国都卖得很好,广东企业很自豪。另外,我们的家用电器也北上,那么我们的媒体在企业的启发下也要走向市场。改革开放前期的广东报业为什么整体步伐比北方快,就是因为广东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另外,港澳的报纸虽然也有不少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很多优秀的经验、做法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所以我们也慢慢像他们那样搞厚报、搞多样化,也抢新闻。”范以锦如数家珍道,“全国第一个办周末版报纸的是《中国青年报》,广东是全国第一个办独立发行周末报的地方。为什么会办《南方周末》?就是因为当时的报社领导觉得机关报很严肃,想办一个文化类轻松愉快的报纸以弥补机关报的不足,好让市民在周末的时候,能够享受一种不同寻常的精神食粮。所以最开始办的时候,《南方周末》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就是文化休闲类的。那个年代,发行量也不错,也有市场了,后来因为全国的报纸都慢慢开始搞文化娱乐版了,所以《南方周末》就开始重新定位了,转向了时政,关注国家大事,关注国家的未来,关注中国社会底层的生存状况,关注中国的体制改革进程。”

    谈到南方日报的骄傲,范以锦颇为感慨,“我们希望能引发思考,想在新的时期做历史的推动者。这也是我们南方报业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将报纸与时俱进向前推进的传统,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一方面是‘开风气之先’,另一方面也是‘得风气之先’。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清新气氛,观念就会与时代同步。”

    正是在南方日报这种“开风气之先”与“得风气之先”的双重氛围下,范以锦的报业人生开始了起转腾挪的发展。1982年,因工作需要,范以锦从梅州记者站调任广州记者站任站长半年后,又被派往中央党校学习一年。1983年,范以锦进入领导班子,成为南方日报社最年轻的编委,其后又出任政科文部主任,直到1991年担任南方日报社副总编辑,1995年出任总编辑,2002年担任社长。几十年的报社领导经历带给了范以锦极其丰富的从业体验,他精辟地把办报人的姿态分成了两类,一类是政治家办报,一类是政客办报。当被问及两者最大的不同时,范以锦条分缕析,毫不含糊。

    “政治家首先强调的是一种胸怀。作为一个办报人,应该认识到办报纸是有风险的,既不应该受到表扬就飘飘然忘乎所以,也不应该受到了批评甚至处分就灰心丧气。挨了批评,作了检讨,该改正的要改正,该坚持的还坚持,该干好的还干好,做完检讨后站起来继续前进,只有具备这种胸怀,才能把报纸办好。其次,还要有政治家的敏锐,要善于抓住最重要的东西,并且懂得报道时机的重要性。明白一个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即使内容是完全正确的,也要选择合适的时机。最后,政治家办报要有大局观念。报道新闻要从国家、社会的稳定和报纸自身的安全来考虑,要有政治家的敏锐,要有政治家的智慧和艺术。我们经常讲要‘打擦边球’,我认为擦边球是好球,因为擦边球不犯规,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把报纸做到这种极致呢?这不但需要勇气,也需要技巧。所以我说政治家办报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并且这个政治家也不是指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应该是一个团队,一个群体行为。”

    “那么政客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不分是非,一味地盲从,甚至老是琢磨上级的意图,迎合上级的偏好。我觉得这个跟下级服从上级,保持与国家政策高度一致这个概念是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上级的意见也有可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人民的利益,服从上级的领导并非等于不能够反映意见。如果上级提出的要求我认为不对,还应该可以提出我的看法,而不应该去揣测、琢磨,甚至在上级的要求上再度加码以求迎合献媚。所以,我觉得这种做法就是不顾报纸的规律,不顾党报的传统,就是一味迎合官方的政客做法,是不良的风气。”对此,范以锦语重心长地总结说,“我们要遵从的应当是政治家办报,而不是政客办报。”

“宣传有纪律,学术无禁区”

    2006年,60岁的范以锦在南方日报社兢兢业业耕耘37载之后,从领导岗位上卸任并开始了出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全新人生。如何认识并适应从“新闻官”到“新闻教官”的角色转变,是范以锦面临的最主要问题,而有关于此,他不但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并且在其后的8年时间里,为这所华南名校的新闻教育注入了新的生机与力量。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区别新闻媒体和新闻院校之间的区别,就是——宣传有纪律,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就是说作为一名新闻官,对国家宣传部门下达的通知我要执行,纪律我要遵守。我可以反映意见,甚至提出反对意见,但常态下都是要执行规定,不执行的情况都是特例。因为我们报纸印出来之后就是白纸黑字,出了问题是跑不掉的,所以你必须一字一句地推敲和审查,要按照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等要求来看有没有违反,所以新闻官对组织的纪律要求是非常强调的。但是学校是什么地方?学校允许自由讨论,希望有学术研究的风气,很多问题都是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而且这些讨论也不是白纸黑字会被追究。所以,我从一个很讲究纪律的地方到了一个能够自由讨论的地方,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范以锦感慨道,“在有严格纪律要求的地方,你会比较紧张,精神高度集中,心理压力也很大,用我以前的话说,就是一级战备、如履薄冰的感觉。当然,相对来讲我的胆子还算比较大一点的,即便在如履薄冰的地方也会相对淡定,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会非常恐慌的。可是,无论怎么淡定,你还是会高度紧张,超负荷工作,劳心又劳力。但是你到了学校以后,这里是搞新闻教育的地方,如果你不讨论不辩论,不把敏感问题摆出来,很多东西反而是弄不清楚的,也不利于新闻事业的发展。”他强调道,“如果大家都按照统一的口径去做,那怎么能把有争议的问题搞清楚呢?又怎么能推动新闻事业的发展呢?当然,交流也不是放任自流,作为教师也是需要以正确的价值观加以引导的。但毕竟,从‘有纪律’到‘无禁区’的地方,心情会很舒畅,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压力那么大,工作起来也很轻松愉快。”

    范以锦笑称,“我以前在单位经常写检讨,到了暨南大学以后就不用再写了,也很少有人打电话过来骂你,不像以前,拿起电话就挨批。教育规律和新闻业界的实际操作是不同的,我们还是要尊重教育规律,这样学校的新闻教育才能搞好。我觉得教育的规律就是老师与学生可以平等地交换意见、探讨问题。不能像新闻工作一样,必须要求学生服从老师,学生与老师保持高度的一致,那是不可能的。新闻教育需要多种学术思想的交锋。”他特别强调。

    从2006年至今,出任院长一职的范以锦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明确,“到暨南大学来我觉得很幸运,这里新闻教育的底蕴很深厚,前任多位领导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有一批非常优秀的教师,而且学科设置、学科建设也很不错。但是我没有搞过教育,也没有当过老师,所以暨南大学新闻学院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领域,或者说不是我的优势。所以我来之后就对自己说:我只做加法不做减法。”范以锦解释道,“就是说我所想的是怎么把自己的最大优势用来补充暨大的缺陷?因此我就把我在报社的经验和资源带到这里来,解决了新闻学院与新闻实践比较脱离的普遍难题。”

    可以肯定的是,范以锦的眼光和方略是正确的。在他的力主推动下,从2007年暨南大学准记者南方训练营开营,到2008年支持常务副院长举办暨南大学传媒领袖讲习班,再到研究生创新基地的建立以及与业界展开的专业硕士双导师制,范以锦的到来为这所历史悠久的新闻院校带来了难能可贵的新风和朝气。如今,再谈起新闻教育,范以锦有着更清晰的思路和定位,“我希望学术研究的前沿意识要提升,新闻人才持续学习的能力要提升,同时新闻教育要积极和业界沟通,根据实用型人才的标准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没有创新能力的‘新闻技工’,业界是不缺的,但是既有创新能力又有理论功底,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新闻人才是很受欢迎的,这也正是我们新闻教育的目标。”

    这就是不改本色的范以锦,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受到赞赏还是面对质疑,无论是作为一线记者还是身居领导要职,无论是身处新闻媒体还是身处大学校园,实干改革的处世风格,超越精神的热情洋溢,分寸合宜的人生智慧,现实理想主义的精妙哲思都在他的身上聚焦闪现。他身为精英却毫无精英主义的做派,他勇挑道义责任却怀揣平民情怀。带着客家人独特的精神特质,范以锦在中国的南方挥洒出了一段段激情与温情和谐奏鸣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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