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中最精当的比喻之一就是出国如同出疹子，出过了就有了免疫力。因此，对大学中人而言，出国不是万能的，但没出过国是万万不能的。可惜，当时我对出国的认识没有现在的高，更主要的是我个人有些胸无大志贪图舒适。
留校之初，至少是拿到硕士学位之后，都有人鼓动我设法出国求学。我当时没走的理由是等在国内打好基础再去。有位大教授，当面指斥，“你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错误的！”这位教授是我入学时的9位副教授之一，他能到这所三、四流学校任教是因为在他太太怀孕期间他睡了前来帮忙的小姨子。
我希望的出国机会是公派，比较安全省心。有个很好的机会，由于我的幼稚失之交臂。
当时，学校每年都有公派名额。我在年轻一代中是比较突出的，很快会排到我。事实是，在我晋教师的第二年，本教研室比我早两年上教师的硕士便轮上了，报部里4个候选人，走2人，用教育部的名额。其中一个是本教研室比我早两年晋级的讲师。师资科长明确对我说，本教研室与我同年的讲师排在我后面，虽然他留校比我早2年硕士比我早1年。不过，算我运气好，突然又有两个部里的名额，是报两人走两人。但拿到这个名额还是费些周折。
学校派我的意向非常明显，但当时的系主任跳出来抵制。这实在出乎我的预料。这位主任教过我，对我很欣赏；我当学生班主任时他是管教学的副主任，也算打过交道。他是那种心直口快的人。而且本质上，我把他认作同类，城府不深，业务能力不弱。我们自认为是聪明人，不耐烦与愚蠢的家伙（通常以善良相标榜）打交道。我真搞不懂他为什么要反对，从公从私都没有理由。后来知道已经报上去的本室讲师在帮他做课题，推测他想如果不成后用这个名额再给报他，这只是我的小人之心。后来在学校的压力和总支书记的斡旋下，主任不反对了，我总算被学校报到部里。
顺便一提，这位主任由于公开蔑视比较愚蠢的人如写不出论文的教师，而招致很大的反对意见，后来被迫下台了。下台前，系总支专门召集部分教师座谈，我也出席。当有老师抱怨说也白说时，书记脸上露出蒙娜丽莎般的微笑，说，“这次说了，肯定不白说。”我当时的感觉不是很舒服，座谈会上什么也没说。有位老师很气愤地说，发表文章有什么用，要看是否有人引用。我当时有些调皮地暗想，他一篇文章都没有，肯定没人引用。
随后总支书记当了主任。他原来的下属专业教研室的支部书记当了总支书记，实权还在老书记手里。我留校的第一个系主任是位大教授，名校毕业，入学时的9个副教授之一，带出本校第一批
硕士生。第二任就是下台这位主任。新书记也教过我，觉得他特别老实。我感觉，老书记是那种城府很深的人，什么事情都可以不动声色地摆平。我个人并不欣赏这种人。不过，老书记总是尽最大的努力支持我，包括但不限于晋级和调离。后来，老书记退休后携夫人到这里，我还用经费为他们在学校外招（两星级）的房间卖单。
学校报出后，有亲戚提醒我，有必要活动一下。无论是学校所在的部还是教育部，多少都有些关系。我天真地以为，等额报的不会有意外，没有进行任何活动。更主要的是，我当时年轻，觉得凭自己的努力和业绩就足够了。结果令人大跌眼镜。确实批下来两人，但没有我，另有个学校没报的人。师资科长也很无奈，说学校也不知道原因，无法给我解释。顶替我的是一起留校的本科生，而且没读硕士。不过，他娶了本校领导的女儿。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明确地意识到我为自己对社会认识的幼稚而付出代价。当然，这不是最后一次。
我觉得社会太复杂，甚至黑暗。我不想等公派的机会了。况且，后来的公派许多是到欧洲甚至东欧。事实上，学校又报了我一次到部里，这次是报4人，但只批1人，还是去日本。我动了自费到北美留学的念头。
申请奖学金并不容易。尤其是我本科的学校很差，硕士的学校一般，更糟的是我读书时的考试成绩也不算好，拿全奖太不容易了。我在拿到副教授的第二年和第三年连续申请，总共有10多个学校，都没有全奖。有两个本专业非常好的州立大学给我录取。亲属帮忙担保，I－20表都拿到了。我临阵脱逃，没敢去。没拿到全奖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没有自费去闯闯，后来时常觉得挺后悔的。
事实上，是否自费出国，当时我给自己订了个判别准则：在学术上，看能否拿到自然科学基金；在职业上，看能否拿到正教授；在学校地位上，看能否拿到学校每年有两个的高额奖教金（当时是5千元，我的工资5百元都不到，真是笔巨款）。如果有一项，我就不去冒险了。后来证明，这些一项都没有，不过我还是没敢到国外，而是在国内读个博士。
我的出国梦破灭了。公派没成，是因为我幼稚无知。自费没成，是因为我胆怯因循。
发布者：w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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