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博士答辩前已经晋升了教授，但读博士时是学生，做博士后时属于临时研究人员，因此实际上还没有机会上任。
上任前还有资格复核的问题。原则上，我在原单位所在省或部晋升教授，并不必然意味可以在这里当教授。还要组织重新审核，但似乎不需要专家函审论文，只要会审就可以。我入站第一年便要求进行教授资格审核。本来估计没有任何问题。当时的部里的课题也结题了，请5位专家函评，都说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某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教材也出版了。结果还真出问题了。本学科一位教授，兼着研究生院的头，参加会议。回来后告诉我，你的复议材料我们没有讨论，因为你出站单位没确定。虽然人家没讨论，但评审费是不退的。第二年决定留下后，又提出复核，自然是顺利通过了。终于拿到这里的任职资格证书。事实上，我拿的是最后一批任职资格证书。再往后，搞聘用制，只有聘书，没有任职资格证书。不过，任职资格证书也仅是个人的纪念，因为以后都以聘用证书为准了。
在新单位从教授直接起步，起点算不低。但原来是学校比较突出的“人才”，这里只是普通的教授。多少也有些失落。尤其是有一次，我往家里走，那位研究生院的头骑辆摩托追上来，打个招呼，扬长而去。我感觉到一种隐喻。我是步行，人家是摩托。多少有些危机感。顺便一提，研究生院长现已调到另外一所学校当副校长，不过，在学术地位上，或许现在是我略高一点。学术界后来居上也常见。有位晋升教授时送我评审的同行，没过几年拿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如果都是“排排队，吃果果”，学术职业生涯就少许多趣味了。
刚当教授时，我在研究方面的目标很明确，先拿项NSFC的面上项目再说。不过，第一年参加导师的新项目申报，而旧项目没结，由于限项不能报。导师的项目申请书仍是我起草的。拿到个地方教育口的项目，实际是博士的启动项目。钱很少，3万，也是我主持过的最大项目了。当然，经费本身不是很缺，导师合作的课题还有经费拨进来。
教学方面，做博士后时我便主讲门高年级的专业课。就是我参与导师教材的课，而且用我们自己的教材。出站后继续上这门课。另外，有缺人的课，我就去上。上过其它两门课，包括门低年级的基础课。这是迄今我在这所学校唯一次上这门课，我在原单位上过多轮。后来还领衔写本这门课教材，现在正准备与位北美名校的白人教授合作写本该课程的英文教材。当时的感觉，就是有什么课就上什么课。现在好多了，虽然不能想上什么课就有什么课，但可以不想上什么课就不上。媳妇熬成婆了。
其实我在非博导的教授任上只干了1年多点。这一年里，与导师合著的专著出版了，是我在博士后期间写的。本来导师说我来写，他只当第二作者。后来，导师解释这是他们学校立项的，我出站没有到他们学校，当第一作者不太妥当。因此他当第一作者。我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但还是很沮丧。这本书得到1。5万的资助，是我用的；稿酬5千元我拿了；还得到笔9千元的奖金，导师与我对半分，导师解释他拿了这笔奖金就没有其它奖金了。这我也觉得合理。我很早就认识到，与名家合作，自己只能以智力劳动入股，名家有品牌效应，是无形资产。导师大概一直为当第一作者内疚，不过现在有个解脱的机会。该书正在修订，列为教育部研究生推荐用书出版，作者的次序将要改过来。这1年博士后的工作都发表了，有SCI收录的论文4篇，还有其它国内核心期刊论文2篇。这个期间还跟在导师后面得个省部级二等奖。所有的报奖材料都是我写的，后来我认识到写得并不是很好。这时也开始招
硕士生。
系里政治是任何教授都不能回避的，中外皆如此。个体差异是卷入程度不同。我属于卷入最少的。出站时正好是基础课系成立不久，我本来可以在专业系的。但我在那里做的博士后，想换换。当时系里的情况比较糟，许多教书匠认为单纯教学是天经地义而毫无不称职之感，更谈不上职业危机感。老板受本学科大师的委托出任系主任以改变这种状态，搭档的书记是大师的博士老板的硕士，当时仅是副教授。全系算我只有3个教授，另个教授是老人也是系副主任，并不买老板的账。老板竭力提倡所有教师都要搞研究，阻力很大。老板多次要我做些行政工作，都被我拒绝。后来，我导师也跟他说，我做不来行政工作，他就不再提了。其实我是他的私人顾问，没有他人在场时，给他出现主意。毕竟他由名校调入，对于教书匠的想法没有我了解。而且，我也看出老板的搞法能完成系的转型，但要得罪人，甚至砸人饭碗。果然，等那位教授退休之后，老板用了3个博士做副主任，其中1个是他的
硕士生，另1个是他硕士加博士，引进西洋和东洋海归，留校自己的博士和博士后，完全掌控系里的一切。老的教书匠等退休自然淘汰，年轻的读
在职博士。不读的，有个硕士被放到校人才中心，有个本科生则被改变教师编制。这样成功转型，多数教师搞研究，50岁以下的教师都有博士学位。建系若干年庆典时多位校长参加并讲话表示祝贺，老板极其风光。领导总是为成功者锦上添花，而不会为失意者雪中送炭。当然，老板的风光也有其代价。如果说没上院士没什么可抱怨的，没当上全国的教学名师还是挺亏的。
到个新学校，很麻烦的事情是与学校的行政人员打交道。我现在理解，这也是大学教师职业的重要方面。在与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也是与教师类似的人，无论是道德水准还是智力水平都是如此。一般工作人员有时表现差些，正如青椒的职业素质也有待提高一样。与不低于副处级领导打交道多数不难，因为他们厉害关系看得清，一般也不会意气用事。只是要从他们的角度，说清道理，明确利弊。总的来讲，发达地区高校行政人员的职业化程度更高些，敬业态度也更好些。我与主要职能部门如人事处、科研处、研究生院关系都不错，虽然也都有过冲突。
如果是教师个人与学校有利益冲突，教师未必是弱势。教师与行政人员打交道，多少处于有利的地位。教师是为自己，自然会竭尽全力。行政人员是代表学校，一般不会如教师那样用心。前述调离原单位就是个例子。
在校内我与行政人员交往遵循两条原则：第一，永远不要与副处长以下的官员争论；其二，摆出理由说服副处长或更高级别的官员，按自己的意见办是最简单的解决问题途径。特别重要的一点，官员所依据的规定可能对自己不利，但不必直接断定其规定不合理、不公平，而要提出自己可以破例的理由。这样，官员必须选择，是回绝你的要求而有捍卫规定的麻烦甚至是给上级添麻烦，还是让你破例然后大家方便。后来这种例子很多。我所在的大学规定长期出国停发工资奖金，我访问的北美大学规定不给中国公派人员办理家属探亲手续等，经过交涉，都给我破了例。
发布者：w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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