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和2005年我两度参加了武汉大学的
博士生入学考试，报考的是法学院国际公法方向，以下是这两次
考博的经历。为便于读者理清关系，对涉及的人物作一简介。博导：杨泽伟，1968年生，1997武汉大学
法学博士毕业，主要从事国际公法研究，19972004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任教，职称一直由讲师评到教授，2004年调到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任教授，同年开始招博士，2004年、2005年我连续2年报考他的博士。曾令良，国际法所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公法研究，WTO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中国大陆的三名专家之一，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黄进，国际法所教授，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会长，武汉大学副校长。肖永平，国际法所教授，主要从事国际私法研究，武大国际法所所长。周叶中，武大法学院宪法学教授，武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考生：我，夏世德，现在黄埔海关隶属太平海关工作，2000年7月研究生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国际
法学硕士学位。肖兴利，女，长沙某大学的教师，2004年7月研究生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导师杨泽伟。高林，女，2004年7月东北某大学硕士毕业，武大在读国际法
博士生，导师杨泽伟。钟继军，广东南海某法院工作，后辞职，武大在读国际法
博士生，导师杨泽伟，硕导也为杨泽伟。汪洪，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2002年7月研究生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国际法硕士学位。温树斌，北京大学
在职硕士，广东肇庆大学教师。肖健明，西南政法大学硕士毕业，东莞市商业银行工作。曾皓，湖南师范大学应届
法学硕士。其他：谢某某，男，武大研究生院办公室秘书。石某某，女，武大研究生院
博士生招生办公室工作人员。我的同学，武大在读
法学博士生。班别：校内班，即校本部，武昌珞伽山的那个。校外班，法学院2002年始开始在深圳开办校外班，承诺发双证，2002年、2003年单独命题单独考试，深受好学在职工薪阶层欢迎，学制4年，学费年1.8万左右。2004年始，校外班和校内班统一考试。2005年广州、北京又开设校外班，言传南京、汕头、惠州也开有此班。一、2004年的
考博之旅。3月，我参加了初试。4月中旬，经查初试成绩为238分，在杨的近20名考生中居第三。第一名高林246分，第二名钟继军242分，第四名肖兴利，第五名汪洪。我的初试成绩，在国际公法的五名博导的考生中居第六。出成绩的当晚，打电话给杨，杨说根据惯例，一名博导一般招三四名，我这样的成绩不会不被录取。过了两周左右，忽听武大的同学说，2004年法学院校内班名额要缩减。打电话给杨，杨说学校分给他三个名额，校内两名校外一名。四月底再次打电话给杨，他说定于五月初复试，虽说录我的希望很小，但还是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了，让我到时参加复试。因觉希望渺茫，不想去参加复试，杨说武大每年博士招生还有第二批扩招机会，参加复试也许还有希望，不参加复试一点希望没有。我于是问他复试时要注意什么事项，他说复试只是走个程序，最终排名还是按初试成绩来。复试是在五一黄金周后的一个下午进行的，参加复试的除初试前三名外，还有排名第四的肖兴利、第五的汪洪。复试分两批进行，先是曾令良的考生复试，后是杨的考生复试。复试导师有曾令良、余敏友和杨。复试当晚，打电话给杨，他说表现尚好，我的总成绩还是第三位，名额有限没有将我报到预录取名单中去。他问我有没有熟人，能否通过关系弄到名额，他愿意带我。我说没有关系，无法搞到名额。杨抱怨说汪洪复试表现太差，令他生气，连英文的大陆架都不认识，考虑她报考的是深圳班，又很熟，还是将她报上预录取名单之列。我郁闷地回到广东，专心工作，计划来年再考。后来了解，是有一批扩招名额，法学院的诸多博导校内都扩招了一名。杨仍招3名，校内2名，深圳班1名。二、2005年的
考博之旅。初试初试3月26、27日两天进行，4月下旬，经武汉的朋友查询，我总分247分，在杨的考生中居第一，在国际公法五名博导的100多名考生中居第一，两门专业课都居第一，在整个国际法所数百名考生中也居第一。杨的其他考生依次第二名肖兴利244分，第三名温树斌239，第四名曾皓232，第五名肖健明208分。复试4月29日，法学院研究生工作网公布了复试名单，通知说进入复试的考生5月13日报道，14、15日复试。我所在的国际公法由曾令良和杨泽伟的考生组成，被安排在5月15日上午在院长办公室举行。复试比预定晚了约半小时开始，和去年抽签决定顺序不同的是，今年依笔试成绩顺序进行。先是曾的考生，后是杨的考生。约11点，我进试室参加复试。环顾四周，室内四人。曾坐在办公桌旁，俯身写着什么，想必是整理刚刚进行完的复试笔录。杨坐在东边的沙发上。我首先给曾和杨打招呼，曾应了一声，一直忙着写东西，头都没抬。当我犹豫要不要等他写完再抽题时，杨在一旁催促，叫我赶紧坐下抽题目回答问题。我随即抽题，先抽一段英文资料，要求先朗读一遍，后口头翻译成中文。这是一段有关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短文，大意是国际法来源于国际关系，国际法是平等者之间平行的法。没遇到生词，翻译得比较顺畅。然后我又抽了一个专业问题：国际法对我国法制建设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很平常的问题，相关的文章多如牛毛，稍加思考，我从三个方面回答：第一，国际法可以促进我国法制建设的现代化。我从立法、司法、法制观念的角度进行了阐述，并以WTO系列协定对我国的法制现代化的促进作用为例，阐述国际法对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推动作用；第二，国际法在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及法人乃至公民的利益上发挥着巨大作用，指出在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上，我国还很欠缺，例举当前正发生的中国和欧盟及美国的纺织品贸易争端，指出我国应积极利用国际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第三，国际法促进我国法治理念的现代化，我着重指出国际法和国内法的不同特点，国际法是在平行主体间形成的规则，但它仍然是法，这和国内法在宝塔型的国内社会形成的法是不同的，国际法给我们思索考量国内法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参照系，更新了传统的法的观念，有利于我国法制观念的现代化。答完两个抽签问题，杨又口头提了三个问题：1、如来读书，单位允许吗？我答道，来着名的国际法所学习，是我人生的一大梦想，单位完全有条件允许我来读书，单位曾经有过类似的先例，正想阐述有哪些条件来读书时，杨打断了我，说可以了。2、平时你读了哪些国际法学术着作？我答道，早在上研究生时，我就对国际法充满兴趣，熟读了国内的几乎所有的国际法教材，我举例说，我研读了王铁崖教授主编的国际法着作，还有北大版的邵津教授主编的教材；其次，我还阅读了经典的国际法名着，比如、布朗利的；第三，还阅读了大量的近现代国际关系方面的着作，甚至读过相关的历史学着作；此外还阅读了大量的相关学术刊物，自己也订阅了两份刊物，时刻关注着国际法的最新进展。3、如来读的话，你有什么研究计划？应当说，在准备复试时我曾思考过该问题，所以回答时也是轻车熟路。我答道我主要对国际法的基本理论问题感兴趣，想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而这也是我国国际法研究比较欠缺的。具体讲，想对国际法的两个问题进行研究，一是在学习和研究国际法时，我注意到国际法中的许多法律制度有着罗马法的遗迹，而罗马法是非常古老博大精深的，其对法律的影响较为深远，我想研究罗马法对国际法的影响；二是弱势群体的法律问题，例如农民工等弱势群体，从国际法的角度研究来如何保护他们的权益，也是我很感兴趣的，此外对国际法的其他基本理论问题我也有浓厚兴趣。杨没有再提问题，我出了考室。应当说所有问题的并不难，自己感觉较为自信，回答起来也较为轻松。在整个不到半个小时的复试过程中，曾老师一直没有抬头，一直在忙着写东西，也没有提问题。我当时的感觉，这是事先他们有分工或默契的，即只负责复试自己的考生。整个的复试，似是在演双簧，演给对方看的。又二十几分钟后，肖兴利从考室出来了，我问她感觉怎样，她摇头叹息说英语有几个英语单词不认识，整个资料的背景也不熟，翻译得不顺畅，我甚至拿出笔纸想记下哪些单词，被其他考生笑话，只好作罢。在复试完的当晚回广州的火车上，打电话给杨，杨说没有问题，叫我回去好好上班。交涉我于是心急火燎地等成绩，直到20日中午，突然发现网上公布了初录名单，只有考号和成绩没有姓名。查遍整个名单，发现没有我。非常惊讶，赶紧给杨家打电话，问是怎么回事，杨在电话里说这两天一直在忙我的事，我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电话里说不清，叫我赶紧到武汉来一趟。5月22日早上赶到武汉，杨不在家，直到晚上10点多才回来。走进他家客厅，他拿起桌上的一页纸，说是他写的报告。我接过纸仔细看，是一页武汉大学的稿纸，上面写了大约几百个字，大意是说我连续两年考试成绩很好，今年实在找不到不录取我的理由，如不录取影响学校声誉等等。杨特别指出来报告的末尾有肖永平的签字，这是他费了很大的劲才弄到的。他说本以为学校会分2个校内指标，18日学校公布初录名单征求意见时告诉他校内只有一个名额，校外2个名额，而且校内班和校外班不能调剂。他就报了肖兴利和温树斌和肖健明，事后一想似有不妥，就打了这个报告。我问我的复试成绩多少时，他说记不清，只记得是第二名。我当即表示异议，他说原以为校内有两个名额，这样谁第一谁第二并无关系，就将我弄成第二名。我说肖在复试时有些英语单词都不认识，杨说那些是生僻词，并无影响。杨建议说，武大各级领导手上每年都有机动名额，要我到学校找领导闹闹，这样也许有用。5月23日上午我到法学院，想找曾令良院长谈谈，很费周折地在一间办公室的墙上查到他的电话。9时许，拨通了他家电话，想约他出来谈谈。曾说，他很忙，有事在电话里说吧。我说我想谈一下考试的问题，您是我敬仰的学者，我们都是学习法律的，应该有点规则意识，您是法学院的院长，我必须亲自和您谈谈，沉思了片刻，他说那好吧。10点许，在院长办公室见面，我陈述情况，曾说刚出差回来，不太了解情况，你的遭遇，比较同情，但无能为力。我说您是院长无能为力，我一个考生更没有办法。曾说你可以说我这个院长很无能，但没有办法，以往法学院有些机动名额，但今年没预留机动名额，实在没有办法。我说复试过程是有问题的，曾说复试没有问题，我说学校要求三名以上导师参加，那天却两名导师参加，这是不符合要求的，如果两人意见不一致怎么办？曾说我们意见不会不一致的，你说的情况不存在。我说无论怎样，仅两名导师参加、又没及时公布复试成绩程序上是有瑕疵的，曾停了许久说是有些瑕疵，并补充说答辩完会有其他导师签名的，我说其他导师没有参加复试，他怎么评议签名，他说会根据复试笔录评议。谈话进行了约一个小时，有点不欢而散。24日晚，打电话给杨，杨说找过曾，报告交了上去。25日，我试找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周叶中反映问题，他不在办公室。我随即敲开了院长秘书的办公室，一位40多岁的姓谢的老师听了我的情况，不无讥讽地说兄弟，你这种情况多了，每年都有。说白了，是导师不想招你呗，还报他的干啥。26日上午给杨家打电话，想谈一下近两天交涉的情况，苏老师接的电话，说杨不在家，晚上回来。晚8时许，再打电话，仍是苏接的电话，她说哎呀，杨老师去德国了。我愕然。27日上午11点半，试着拨杨的手机，心想即使出国，也许还在国内转机吧，不想手机通了，响了两声，随即被挂断，再打则关机。我随后发了个短信，请他方便时给我回个电话，从此再无下文。27日下午，终于在研究生院见到周叶中，我将事先写好的材料交给他，他指着桌上的一叠材料说，有几十份材料都在申请名额。我说听说还有一次扩招名额，请他考虑我的特殊情况，他笑了一下，不置可否。因请假时间已到，必须赶回上班，就拜托武大的同学留意情况，有消息告诉我。6月20日打电话给同学，他说扩招名额已出，法学院扩招了50名。我赶紧打电话给法学院，一位教学秘书接的电话，她说是扩招了50个名额，我叫她查一下有没有我，查了很久，她说没有。我说能查一下是怎么分配的吗？她不耐烦地说，正忙着搬家，稍后她说国际法所韩德培扩招了3名，黄进扩了1名，其他的没时间细查。6月21日打电话给研究生院
博士生招生办公室，一位姓石的女老师接的电话，她说知道我的情况，刚看了我的材料。我问名额扩招的事，她说这不叫扩招。我说不知名额是怎么分配的，像我这种特殊的情况，50个名额，即使平均到所有博导，也应有我。她说，比如院士、终身教授可能多分点，我说即使他们多分，至少还有几十个指标吧，她说具体如何分配是由领导定夺，她不清楚。就这样，我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三、质疑。回想起整个
考博历程，尤其是复试环节，有诸多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总感觉背后有只黑手在操纵，尤其是痛苦的一个月的交涉过程，如陷泥潭，不知所以。校外班和校内班。无疑，报考校本部的考生大多是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他们的素质普遍较高，成绩优异，这从初试的排名可以看的出来。一所大学有大批优秀的学子报考，无疑是件幸事。武大的做法叫人匪夷所思。将招博名额分为校内班和校外班，恰恰是在优秀考生云集的校本部名额上一减再减，校外班则一扩再扩，就法学院而言，从开始的深圳一班，进而广州、北京、南京遍地开花，其规模之大，入学条件之宽松，全国罕见。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其办学宗旨是什么，是传承文明研究学术，还是其他什么目的。可以单就学费算一笔帐，以校外一名学生学费年1.8万元计，四年至少交学费7.2万元，校内一名学生1.5万元计，三年则交学费4.5万元，二者相差2.7万元，当然这还忽略了校内那些计划内的学生是只占名额不交学费的，保守估计，即使校外班一年只招50名，比招校内生多收135万元，就一个学院而言，这可是笔不小的数目啊。再者，武大这样的招生，这样的大量的校外班，让人不禁质疑，是否经过教育主管部门的批准，武大可是直属教育部的国家重点大学啊，想必这也是吸引大量考生报考的原因之一吧。复试程序。再看我今年的复试过程，诡谲异常，让人疑窦丛生。其一，复试通知上说，复试由三个以上导师组成导师组，每人单独评议。而当天的复试只有曾和杨两个导师，这是不符合程序要求的，如出现两人意见相左，怎么办？其二，复试是在封闭的办公室内进行的，除了导师和两个答辩秘书之外，外人无从知晓，其过程是不透明的，如发生争议，怎么能说得清？考生更是无从举证，除非事先做好偷录的准备。其三，每个导师只提问自己的考生，是否是种默契，如是默契的话，在评议排名时是否也有这样的默契，即导师负责排名自己的考生，其他导师是不干涉的，那样的话，排名实际上是由导师一个人决定的。其四，复试的成绩迟迟不对外公布，却在公布初录名单时突然公布，岂不是留下暗箱操作的机会而剥夺了考生异议的机会？造成生米做成熟饭的事实状态？其五，去年在三个导师参加复试的情况下，杨说如何排名是基本上依照笔试来排列，复试只是一个程序，今年在两个导师参加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复试的排名不是事先先入为主地排好的？不同的是今年并非严格按笔试成绩来排列，第一和第二颠倒了，杨的硕士最后成了第一，谁都知道在名额有限的情况下，第一永远比第二安全。其六，各种迹象表明，肖兴利的表现并不好，至少英语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没有什么纰漏，她的复试成绩却比我好，是不是很奇怪？因此，整个复试过程不能不让人如此推论，这个复试是被人为操纵的，这个名次是事先排好的，这样做也是有默契或习惯的。扩招及指标分配。武大的扩招可能是比较特殊的现象，然而从导师和各级领导那儿得到的消息，这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做法。问题是这些指标是从哪里来的？是教育部批准的还是像传言中的由各级领导截留的？如是后者的话，为什么会有截留指标，合法吗？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扩招指标的分配，无疑是种稀缺资源的再分配，其竞争是异常激烈的，对考生这是决定能否变成博士的最后机会，对导师而言，可能也是决定其在校内地位的标志之一，谁都想多招几个博士。所以指标的分配于考生于导师是种综合实力的竞争，事实清楚地证明了这点，看来我的失败简直是注定的，不败才怪！四、思索。去年的甘德怀
考博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我无意于像部分网友说的那样想出名，老实说我害怕出名。但不禁意间，我却作了两回甘德怀，而且是发生在我为之向往的学术道路上。也许事情发生在别人头上，我们可以无动于衷，认为发生在自己头上的概率是很小的，当有一天事情真地降落在自己头上却欲哭无泪。我也曾想像好心朋友劝的那样，忍忍就过去了，但我想如果大家都这样，终究有一天事情会降落在自己头上的。我不会是武大第一个有此遭遇的考生，也决不会是最后一个有此遭遇的考生。我必须站出来说话，我不能指望依靠什么，我所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具备社会良知的传媒，我也决没有什么其他目的，只是想让我们普通人误以为是一片净土的某些阴暗的角落见见阳光，让某些精英人物晒晒太阳，杀杀身上的霉菌。人所共知的是，大学招生，高考最公平，研究生次之，博士再次之。我们不禁要问，博士招生制度怎么了？如何处置导师自主权，做到招博过程公开、公平、公正？
考博者的共识，不怕考不好，只怕不公平。
考博场上有太多的潜规则，诸如排队说，考某个导师总是要排队的，等导师照顾完了所有的关系户，终究会轮到你。在导师自主权上，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应增加导师的自主权，由导师说了算，他们认为现在大学行政化现象太危险，学者容易变成官僚或学阀，不利于学术研究，应当说此说不无道理。问题是必须有个前提，有一套严格的制度，确保导师能出于公心，有学术良心，真正做到择优取人，现在似不具备这样的社会条件，我们的人情关系太浓了，我们的制度太薄弱了，肉体凡胎的导师们手中的权力仍会变异。加强行政权的制约，显然也不是办法，学术是极艰深的东西，非专业的行政人员，如何判别哪个考生有学术潜质。两派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仍将有继续的甘德怀事件发生。复试及录取程序如何做到公平公开，考生遇到不公，有何救济途径？法律上如何界定大学的地位？是平等的像法人那样的民事主体？仿佛比较符合法治精神，然而，当你进入大学，就会感觉到这是一个庞大的行政官僚机构，其等级之森严，程序之烦琐，关系之复杂，俨然是个大政府。然而大学享有某些政府的特权，比如收取多少学费、开除某些学生、不授予某人学位，却不承担政府的义务。就是这样的地位，决定了大学可以躲藏在政府的影子里，干违法的事却无从追究其责任。无数的莘莘学子，受到不公待遇却投诉无门。招博中的复试不符合程序，录取中的暗箱操作考生又能怎样？诉讼吗？姑且不说个人状告一所大学实力上是如何的不对等，大学是由一帮利益团体组成的巨大团体，个人为之奈何，单就在法院是否受理上就有巨大的法律障碍，我国尚无明确的在大学招生上产生的纠纷可以适用的法律法规。即使侥幸法院受理，又有哪个考生能单枪匹马地满足法院苛刻的举证要求？导师的那句你不具备学术潜质的结论你如何去驳倒？姑且不论打官司耗费的财力、精力。投诉吗？向大学投诉毕竟没有多大用，没有听说自己如何处罚自己的。毕竟大家是一家人，吃一个锅里的饭，平时打打闹闹搞搞窝里斗无所谓，但当有人威胁到自己的集体利益时，一个屋里的人有谁不想相互关照一下呢？向上级主管部门投诉，也许有用，但首先要保证它们之间没有利益瓜葛，还要这是一个有着清醒的自律意识的主管部门，其领导要是一个秉公执法有着完美品德的人。媒体，也许这是众多考生所唯一能依靠的救命稻草，所幸的是这样的稻草似乎越来越多了，也越来越结实了。甘德怀事件从媒体的曝光印证了这一点，想一想又有多少惊天大案不是首先从媒体引起注意的？媒体这一社会公器，理应在匡扶正义惩恶扬善上发挥巨大作用，可喜的是这样的作用会越来越大的。学术也乃社会公器，当这一公器被滥用时，无辜的似我们这样的小人物只能求助于媒体了。
发布者：ws2012
来源：在职博士网本页网址：http://zzb.china-b.com/bszx/191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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