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博士英语
咨询热线：
高校教师考博士，近年来俨然成为一种热潮，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据报道，苏州大学200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中，一千多人争夺300个名额，而报考者中高校教师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上海某着名高校一文科学院的副院长告诉记者，在今年报考该学院博士研究生的考生中，三分之二以上是高校教师，其中尤以青年教师为众。
大学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为提升自身素质和学位，报考博士是很自然的事，本不该惹得社会议论纷纷。但，如果这种个体行为演化成一种群体行为，浩浩荡荡争戴博士帽，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这种现象还真值得有识之士品评一番。 考博士，诉说大学青年教师的无奈 记得已故着名科学家王选曾经感叹：年轻时什么都想要，可什么都没有；老了什么都不想要了，可偏偏什么都给你。的确，以老生常谈而论，万事开头难，青年人涉世不深，立足未稳，对社会的贡献还不太大的时候，社会地位、物质条件、社会资源等各方面大都还不到位，学业、事业、工作、生活等亟待改善和提升，正处在所谓的“爬坡”阶段，吃点苦，受点累，遭受点磨难，承受点挫折，都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这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公式，并不能说是社会的怪圈。 大学青年教师也不例外，大多在这样的规律和公式中生存和成长。 但大学青年教师也有其特殊的一面。作为“知识密集型”的社会群体，他们不仅是“天之骄子”出身，而且肩负着培养和教育“天之骄子”的使命，承担着为“天之骄子”“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因而吸引着社会的更多目光、更多关注。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他们都不是弱势群体，可是，在大学校园里，他们分明感到自己的弱势。比起身边的院士、博导、教授等“精英阶层”，他们感觉自己就像吃苦受气的“丫头”，总是处在大学的边缘。
要改变这种际遇和境况，途径不少，但最直接的“终南捷径”就有一条：考博士。
教育界有识之士认为，目前高校教师攻读博士学位之所以能形成热潮，原因有二：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越来越重视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早在1999年，教育部就颁布了，明确要求到2005年，教学科研型高校具有博土学位教师的比例要达到30％以上；另一方面，目前高校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各高校都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很多高校在招聘教师时提高门槛，非博士不要，有博士学位的高校教师，在争取教学科研项目、审请经费、评定职称、出国进修、解决住房、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方面都有明显优势。
博士的光环本来就让莘莘学子心驰神往，政策的驱动更让青年教师对博士帽趋之若鹜，对走“终南捷径”坚定不移。
行为的坚决，并不能掩盖心理上的无奈。如果不是因为现实的无形压力，不是因为政策的硬性规定，许多大学青年教师即使对博士帽崇敬有加、心向往之，可能也不会毅然投身考博大军，再次为挤独木桥而奋勇打拼。这一点，从许多大学青年教师的感叹中可得到证实。许多大学青年教师面对媒体现身说法，表达的正是心中的无奈。
这是值得理解的无奈，值得宽容的无奈，值得深思的无奈。
“一刀切”，凸显大学管理与考核的僵化 一项统计数据表明，在我国现有2000多所高校的94万名专任教师中，尚未获得研究生学历的超过三分之二，仅有不到8％的人拥有博士学位，即全国高校只有7万多名教师拥有博士学位，而在全部专任教师中，4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了近80％。假如未来一个时期我国高校每年毕业博士生5万人以上，即使全部留校任教，也需要15年以上的时间才可能使高校教师学历达到博士化。
乍看起来，我国高校教师的学历和学位现状并不乐观，提升大学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学历和学位显得很有必要。大学青年教师考博士也应该积极鼓励，大力提倡，最好是人人都戴博士帽，一个都不能少。
但是，问题在于，教师的素质是否与学历、学位完全成正比？提升教师素质和水平是否一定要和提升学历、学位划等号？加强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是否意味着教师“博士化”呢？ 如果哪位大学的管理者对这三个问题敢于用“是”来回答，人们真的佩服他的胆量和勇气，也真的怀疑他的管理水平和能力。
在目前大学的管理和评价机制中，有不少“一刀切”的“杠杠”、“条条”和“框框”。一些大学热衷于单一的量化管理，对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的绩效习惯定量考核，不重视对教师综合素质的定性分析；一些大学在进行各种学术评价时，不分学科类别与学科层次，对发表文章刊物的级别、论文的数量、项目的大小、获奖的等级等，作出明确要求、统一规定，而教师的教学效果、科研课题的难度、学生的创造能力等难以量化的东西却受到冷落。
研究生学位必须与发表论文挂钩；学术论文必须刊在核心期刊正常卷期上———上海大学前不久出台的这一规定就曾引发一场争论。且不说这样的规定能否达到提高学生科研能力的目的，仅仅是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就值得商榷和反思。
钟南山院士曾说：一些大学和学院规定，某些学科的学生要获得博士学位，就必须在读博士的3年时间里，在国际科学权威杂志上发表文章。这意味着，第一年就要有成果，第二年投稿，第三年发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博士第一年主要是打基础。一些实验室也逼着科研人员出文章。逼急了，做不到，就容易造假。
其实，不论是大学管理还是学术评价，有许多东西是难以用“一刀切”的办法来考核的。学风被认为是大学的立校之本、无形资产。竺可桢就任浙江大学校长时曾说，“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科学家吴健雄也曾说：“周六晚上，看看一所大学的实验室是否灯火辉煌，就知道它是不是一流大学。”对于学风、教风、师德和校风的评价，用量化的办法“一刀切”岂不荒唐？
“一刀切”的学术评价机制因违背科学规律，很容易导致学术浮躁。不少教师和研究生急功近利，不愿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做学问。有的在评审、评估中“跑部钱进”，以不正当手段影响评审结果；有的粗制滥造，片面追求论文数量；有的甚至违背学术道德，伪造数据，抄袭剽窃。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当然，也有不少青年教师为了适应这种评价和考核机制，只好无奈地考博士，于是汇成了浩浩荡荡的考博大军。
学位崇拜，折射人才观的迷失 中国大学管理和考核标准的僵化，其实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简言之是固有的学位崇拜的社会心理在作怪；说远点，是中国传统人才观至今仍深深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
比如说，科举考试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起到选拔人才、笼络人才的作用，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也深深影响和钳制了社会的人才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能说不是科举造成的；范进等读书人因为中举而神魂颠倒，更是这种人才观影响下发生的悲剧。 毋庸讳言，从当今社会的学历和学位崇拜，仍能清晰看到传统人才观的影子。
学历和学位对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和意义不可否认，大学青年教师追求高学历和学位也值得提倡和鼓励。但是，如果把学历和学位作为衡量和评价人才的唯一标准，使社会心理形成对学历和学位的崇拜，则是人才观的迷失和误区。
二十一世纪，人类在传承和创新文明的进程中，提倡的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但这决不意味着只是追求高学历，更不是学位崇拜。
大学被誉为“人类文明之光”，应当是先进文化的倡导者和创造者，对人才的培养、选拔、考核和使用，应当有先进的、多元的标准；既要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又要充分体现人文关怀；既要考核创新素质，又要考核师德学风；搭建的应当是人才的立交桥，而决不能再是独木桥。
大学可以少发表一些学术论文，但要多出一些创新成果；可以少得一批奖项，但要多培养创新人才；可以少招聘和培养一批博士，但要让更多的优秀教师迅速成长、脱颖而出。
否则，中国的大学、中国的高等教育会被人家甩得越来越远。
这，并非危言耸听，并非杞人忧天。
发布者：ws2012
来源：在职博士网本页网址：http://zzb.china-b.com/bszx/20333.html声明：我方为第三方信息服务平台提供者，本文来自于网络，登载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如若我方内容涉嫌侵犯其合法权益，应该及时反馈，我方将会尽快移除被控侵权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