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取博士生的特别标准：列出你读过的书单

——上海大学教授邓伟志访谈录

邓伟志年轻的时候，领导曾批评他说：“再发展下去，说不定会拿自已同列宁比了！”从狂妄自大的年轻人到严谨平和、独立思考的知名学者，社会学家邓伟志结合自己的读书、治学经历，畅谈当今学生读书的现状与弊端。

他说，现在到处提“学习型家庭”、“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城市”，就是没有人提“学习型学校”。以为学生以学习为天职，早就是“学习型”了，不用提“学习型”了。可是，学生的读书情况是有差别的，有多少之别，有高低之分，不好好读书的，大有人在。他强调自己——选取博士生的特别标准：列出你读过的书单

乡音浓重的上海大学教授读书与借书、社会学家邓伟志，讲话风趣幽默，他说，书是我的镰刀、斧头；书也是我的游戏机。自己有许多头衔，什么家什么长的，不过名片上从来都只印三个字，那就是“读书人”。

邓伟志，安徽萧县人。1960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从事理论研究。现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上海市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常委。曾到一百余家工厂劳动，曾到二十多个民族、五十多个乡镇做社会调查。着有：、、、、等20余部书。现为国内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曾多次赴欧、美、日、澳讲学。

记：听说您录取博士生，除考试之外还有一个特别标准，那就是要他们每个人把自己认为重要的、阅读过的书目列举出来。您考察新生和培养学生，都特别侧重阅读与思考的能力。请您谈一下，您是如何考察学生的读书情况的？

邓：有这回事。录取研究生除了看分数以外，还有个面试。现在是面试与分数“二八开”。我也是这样做的，可我是出于无奈。从分数看知识水平，从面试看研究能力。尽管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总有主次。博士就是要做研究，能做研究才有可能成博士。我了解考生读书情况，重在评书，重在对书的评析上。从他对书的评析上看他的研究能力。

我考学生，要问他专业书读过哪些，与专业相关的书读过哪些，与专业无关的书读过哪些。“无关”，貌似无关，实则有关。里有植物学、动物学。对蝉、对蟹的描写，搞动物学的人未必跟得上。研究社会学更是要博览群书。社会的角色理论、符号理论都可以从里得到验证、实证、证伪。

我带的在校学生，我大体每两个星期问他们一次读过什么，赞成书里的什么，不赞成书里的什么，为什么。坦率地说，我总起来讲，比他们读的书多，但也有时候，他们读的我没读。这没关系，马上读起来就是了。学生是后生可畏，老师在读书上落后了，也能后来居上。因为有了长年的积淀作为钥匙，新书即使是铁锁也易打开。

读书与思考的能力也直接涉及到一个人的写作能力与文风。现在的文风成问题。原因很多，延安整风批评“党八股”时的“瘪三”文风，这种文风依然也是当今的公害。从个人来讲，这也直接与读书少相关。读书少，思路窄而短，就干瘪。这样的博士论文不硬着头皮就看不下去。现在博士论文外审、盲审的老师都有这种感觉。好文章叫“议论风生”。现在是，“论”得吓人，“议”得贫乏，自然生不出“春风”，吹出来的说不定是西北风。

记：您如此强调博览群书，是否与您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关？听说您曾被评为上海“藏书家”，您的名片上只印三个字：“读书人”。

邓：我这个人是属“书”的，几十年来一直在同书打交道。除了生病，有几天医生不许看书外，天天都在看书。大学毕业后，在上海社科院学习室。学习室是干什么的，不用觧释就知道是看书的。后来，调到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一组。对外称一组，对内叫学习组。学习组还是看书的。要说对人生的影响，我想起我的导师庞季云对我的教导，他说：“你们骑自行车，后边一定要放一本书。”那时我还买不起自行车。他又说：“你们没车的，出门也要装一本书，排队时看书。”我们学习室出来的人几十年如一日，都是手不释卷。如今自己当了导师了，就把当年导师教导自己的话，翻出来再教给自己的学生。爱书、读书、教书、写书，终生埋在书堆里。

我的藏书量不少，自已家里放不下，放在朋友家里，城里放不下，放在乡下。只是善本书几乎没有，因此也算不上藏书家。不过，书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书是我的镰刀、斧头。书也是我的游戏机。书能使人聪明，书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不过话又说回来，也有越读越糊涂时候。比如，书本上的与现实生活中的对不上号时，就让人糊涂；自己所思考的同名着上写的发生冲突，更使人怅然，愤然。可喜的是，糊涂是清醒的前奏；怅然过后是舒然。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蓦然回首”吧！

记：您说过，学生从书中寻求的不应当只是知识，还有批判精神，更应当包括治学态度，这是您的切身体会。您能否通过自己的例子，谈一谈读书对您治学态度的影响。

邓：说起书对我人生与治学态度的影响，我讲两件事。

现在有些文章评论我平和、谦逊。我告诉您，我年轻时可不是这样。年轻气盛，盲目自大，“半瓶子晃荡”。当然，今天也还是“半瓶子”，只是少“晃荡”了。记得我的领导金丰，曾半正式半开玩笑地说：“你再发展下去，说不定会拿自已同列宁比了！”我从1962年到1965年在政研室学习组分工读，因此他这样批评我。

还有，“文革”中，我也参与过搞个人崇拜。说得准确点，我“文革”前就搞个人崇拜了。20世纪70年代初，我弃文从理，离地管天，我搞起了天文学。由我主笔出版了一本。通过读天文，写天文，我懂了一个知识：银河系对宇宙来说，是苍海之一粟：太阳系在银河系里又是苍海之一粟；而地球相对于直径120万万公里的太阳系来说，是苍海之一粟之粟。那人类呢？人类中之个人呢？还有什么可吹的吗？我不敢狂妄了。又通过读天，我知道太阳系毁灭过。今天的太阳已到中年。那我为什么还要对太阳崇拜呢？后来又读了点历史，知道仅仅是中国就有千余位皇上和类皇上。不读不知道，一读气得跳。这些皇上啊！包括英明的皇上无不是错话三六九，屁话天天有，鬼话也不是一点没有。他们尚且如此，我又何必对他们顶礼膜拜。我又为什么因挨批而自卑呢？从那以后，我这个人就既不自大，也不自卑，失败时，悄悄地准备迎接成功，成功时暗暗地等待失败的降临。我写过一篇，是我的自画像。

记：从您对学生的考察来看，您认为现在学生的读书现状是怎么样的？请您谈一下现在学生的读书特点和状况。

邓：现在到处提“学习型家庭”、“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城市”，嘿！就是没有人提“学习型学校”。学校、学生，是以学习为天职的，不用提“学习型”了，早就是“学习型”了。可是，学生的读书情况是有差别的，有多少之别，有高低之分。博士生不好好读书的，大有人在。可是，做我的博士生不读书不行。我有言在先。不仅是不读书不行，读少了也不行。古书新书都得读，经典的、反经典的都得读，号召要读的书固然要读，公开批判的书也要读。批而不读是批不好的。

总体来说，现在的学生埋头读书的劲头，远不如从前老一辈学者。有的学生好光阴用来同上边拉关系，是很可惜的。书要靠自己一页一页读的。读书人有几个书友，倒是必要的。有空聚一块评评书，圈点书，会产生思维共振。

记：现在的学生是否如一些老一辈学者批评的那样，存在重视专业阅读、轻视人文阅读的倾向？

邓：您提的这种倾向，在我的狭义的学生中不存在，因为他们都是学人文科学的。在我的广义的学生中，这种轻视人文科学的倾向是有的。最近，我在北京见到了诗人文怀沙。他94岁了，有句话一针见血。他说：“学自然科学的如果不懂人文，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灭绝人性的事也会干出来。”是的，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要有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不是悬在天上的天狼星，人文精神寓于人文知识之中。只有钻进人文知识宝库中的人，才能攀上人文精神的最高境界。

记：您认为作为一个人文学科的学生合理的阅读结构与知识结构是什么样的？您认为精读与泛读之间是否有一个百分比？或者说，您建议学生花多少时间精力读专业书、多少时间博览？

邓：我建议学生读书应当“三七开”：七分专业内，三分专业外。专业内是“骨头”，专业外是“血肉”。骨肉相连。

学生也要做“T”型人材，博而约。开掘面广，才能深得下去。学生，文史哲，经法社，数理化，天地生，工农医，都要懂一点，在自己专业上懂两点。有人说学问隔行如隔山，可是，隔行不隔理呀！理是相通的。很多创新是嫁接出来的。翻开科学史就能看到：有时，兄弟学科的大创新可以移过来成为自己学科的小创新：有时，兄弟学科的小创新可以移过来，会破土而出，成为自己学科的大创新。尤其在学科大分化的今天，成功者往往成功在大整化上。“整化——分化——再整化——再分化——”这是知识运行的轨迹，也是科学发展的规律，更是学问家的成功之道。

记：现在很多学生热衷于网络阅读，您认为在电子媒介盛行的时代，传统媒介与电子媒介阅读的利弊是什么？请您对现在人文学科的学生的阅读提一点建议？

邓：网上阅读诚然很好。现代人，当代学生，没有网上阅读就是半聋半哑半瞎。网上阅读信息对称，实现阶层扁平化，好得很！我这老头子也是个老网虫啊！可是，平面与立体是相关的。无纸化是少不了纸的。蔡伦的功劳是不会磨灭的。小孩子躺着看书不好，可是老年人躺着看书不可避免。青年人如果发烧大概也会躺着看书，抱个电脑睡觉怕是有困难的。

当代学生少不了赶时髦，我不反对赶时髦。信息要新。可是，任何人在向前看的同时，都不能不向后看。没有后哪来的前？最新一期的外文杂志要看，线装书也得翻翻。必修的书要看，不修的书也要看。专业书要看，闲书也得看。闲书未必只供消闲，说不定是从旁指点。开卷有益总体上是对的。会看书的人会从无益的书中得到教益。

发布者：w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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