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前两天,又是一年一度的研究生考试报名,我从电视上看新闻,排队报名的人之多,居然一眼望不到头。报考研生如此之热,不知是喜是忧。
毕:我是忧多于喜。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一些前辈学者也提出了尖锐的意见。比如国家书馆馆长任继愈老先生,在今年第十一期上有一篇文章说:“我们的一些制度助长了浮躁风,形成恶性互动。我们国家书馆设有‘博士生文库’,专门收集储存我国的博士生论文。按年代顺序排队,发现各学科论文水平逐年下降。如果有人有兴趣,可以用这些资料作进一步的研究。”
梁:任老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从事当代高等教育研究者,不妨一试。如果从这里入手调查研究,对于认识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和走势大有好处。
毕:任老的文章还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某大学答辩委员会上,有一位外地请来的答辩委员一连问了一位应试者好几个问题,该生一个也答不出。这时该生的导师坐不住了,指着从外校聘请来的委员大声呵斥道:‘你这是考他,还是考我?给他过不去还是给我过不去?’”
梁:据我所知,这种情况不是孤立的。黄万里教授活着的时候,也应邀当过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但他在学术上历来认真,合格就是合格,不合格就是不合格。因为不肯放弃原则,以后就没人请他参加答辩了。上海的周瑞金先生担任答辩委员,对博士论文说不,成为一时新闻,受到舆论好评。我担心,在目前的环境下,周瑞金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黄万里,以后还有没有人请他?
毕:现在有的大学,博士论文答辩,规定导师必须回避。可见问题相当普遍。导师普遍讲人情,就失去了学术质量的约束机制。有的大学就想出一个办法,规定博士生必须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若干,否则不准答辩。他们想让学术杂志代行把关职责。殊不知,学术期刊的编辑也不是桃花源中人。这正好给他们送去一个寻租的机会。有的学术期刊抓住这个机会,来者不拒,条件是交版面费。旧的问题没解决,又生出新的荒谬。有人算了一笔账,现在博士生一年招好几万,所有“核心期刊”的版面都给博士生发论文都不够用,何况还有硕士。
梁:博士论文质量下降的特征之一是平庸。从选题,到结论,都缺乏创见。科学研究应当基于怀疑批判的精神,但在许多博士的论文中,你一点也感受不到这种精神。学术人才的培养,兴趣十分重要。有兴趣,才谈得上能力,但目前的博士培养机制,并不是以兴趣为中心,而是以考试为中心。
毕:许多博士生写论文的动机并不是研究学术,他们只是为了获得一个资格,取得职业选择的优势地位。一些导师也不鼓励学生创新和探索,平庸的课题反而保险。
梁:博士论文的质量问题,应该提高到中国学术前途和命运的意义上认识。目前中国高等院校里的后备学术人才,几乎完全是博士。有学术成就而没有博士资格的中青年学者,近年想进高校,已经无门可入。随着时间的推移,博士将成为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主体。中国高校的学术平台,将是新一代博士的天下。
毕:中国社会目前的道德水准已不具备自由选择人才的可能,所以一切制度都着眼于取消弹性,这样的结局,使许多有学术兴趣和才能而学历不高的人,难以得到公立的学术岗位。
梁:前几天看到王春瑜一篇文章,他说,1979年初他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时,在上海和他的老师谭其骧辞别。谭先生说,“文革”中历史所造反的人,给原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尹达扣了不少大帽子,说他犯了多少错误,那都是冤哉枉也!其实,尹达最大的错误,是领导历史所这么多年,并没有产生像样的学术成果。
毕:那个时候没有产生像样的学术成果,主要是政治的原因。今天情况已经不同,但目前的教育和学术体制,可能在更大面积上重复过去的悲剧,这不是危言耸听。
梁:针对当前的泡沫学术,青岛学者杨曾宪提出“学术大裁军”,我很赞同。一定的时期,只能产生一定的学术成果。有可能在学术上创新的拔尖人才永远是少数。拔苗助长收不了庄稼。具体到博士生教育,我觉得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压缩博士的招生规模,重建严格的学术标准。中策是承认质量滑坡的现实,赶快刹车,停止扩招。下策是任其继续扩张,直到泡沫破灭。
毕:从道理上讲,上策是对的,起码也应当选择中策。但做起来很难。现在博士生培养是双轨制,已经形成利益链。许多大学为了设立博士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投入过巨额资金。现在该用这棵摇钱树摇钱了,谁又肯自我约束呢?
发布者:w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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