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门下的在职博士生

金庸门下的在职博士生

　　■口述人：卢敦基  ■身份：浙江社科院越文化研究所所长，金庸老师门下的在职博士生。
 
　　我出生于1962年，家乡是浙江省的永康县，父亲是小学教员。虽然也算知识分子的家庭，但那时家中只有一套《三国演义》。通俗文学在那个时代属于毒草范畴，我很少有缘得见。在职博士生“文革”结束后，1978年春我到杭州大学读本科，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批大学生。我所在的是中文系，课堂上老师所讲授的多是经典文学，基本不提及通俗小说，在课本中，也找不到关于通俗小说的内容。

　　第一次见到金庸小说，就是在大四的时候，那时候在书店内看到了一本装裱很差的小说，名字叫《书剑恩仇录》，书的封面做工很粗糙，加上名字给人一种误解，看起来很俗气，不像是文学书籍，所以连拿起来看一下都没。

　　距离这次擦肩而过不久，一次意外的经历让我重新审视金庸的作品。我印象很深刻，那是在1981年，我去黄山旅游。当时我从杭州出发，乘坐长途汽车，一路的旅途大概要花费8个小时。

　　在我的座位前，坐着一对应该是新婚夫妇或恋爱中的男女，两人感情很好，一直有说有笑。车开了大约两三个小时后，那个男的向邻座借了一本书来看，很快就看得入迷，一直不肯放下。那个女孩几次和他说话，他也不理。女的感觉受到了冷落，开始闷闷不乐。

　　当时我就很好奇，究竟是什么书有这么大的魅力，吸引到连自己的伴侣也不愿搭理。我按捺不住好奇心，起身瞄了一眼，只看见“陈家洛”三个字，没有看到书名。一路上，那个男的一直在看小说，直到到达黄山时，才把书还给了邻座。好奇心一直折磨着我，但到最后我也不知道这本魅力超凡的小说究竟是什么名字。

　　从黄山回到学校不久，一位同学塞给我一本书，就是那本我曾在书店瞧不上的《书剑恩仇录》。当时抱着试着读一读的心态，结果读上了就欲罢不能，直到读到了“陈家洛”三个字，我才恍然大悟，心底的谜团也有了答案——原来那个小伙子读的也是这本书。

　　直到这么多年后，我还记得刚开始读金庸书的感觉，在那个时代，金庸小说带来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冲击。那种冲击是像我这样整天研究所谓经典文学的大学生都不曾感受到的。

　　在大学阶段，我读到的金庸小说只有这么一本。1982年，毕业之后，我就回到了老家永康工作。永康比较闭塞，书店内并无金庸的小说出售，市面上也难以找到金庸先生的小说。

　　1984年我回到杭州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在那段时间，武侠小说开始盛行起来，我读得最多的就是金庸的小说。1986年我从杭州大学古典文献硕士班毕业，后来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主要从事文学论文编辑。因为读书时武侠小说看得比较多，我萌生了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武侠小说的想法。80年代末，我写了一篇关于金庸的文学论文。

　　应该是在1997年，金庸先生向浙江大学中文系提供了一些资助。中文系决定搞一个答谢仪式，金庸先生亲自来了。当时中文系的系主任是我的大学同学，他知道我一直在做关于金庸小说的学术研究，于是找到我，让我代表他们作一个答谢致辞。

　　在那次活动上，我第一次见到金庸先生本人，但与其没有交谈。

　　1998年到1999年，我开始写一本书，名字叫做《金庸小说论》。在写书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我第一次提笔给金庸先生写信，向他求教其武侠小说在创作方面的一些问题。很快，金庸先生委托其秘书给我回信解答。

　　此后，我的《金庸小说论》稿成，我特意给金庸先生邮寄了一册。当时以为，我和金庸先生的际遇仅限于此。2003年，我得知了金庸先生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消息。更让我高兴的是，可以报考金庸先生的在职博士生。

　　可能是因为我一直从事金庸小说的研究，当然最主要的应该是我同学的推荐，我很幸运地成为金庸老师的弟子,我读的是在职博士生。

　　对于成为金庸弟子的感受，我曾在媒体上写过：“等过了四旬拜到金庸先生门下问学，我已知道前辈之无际无涯，小心倾听，仔细体会，再也不敢掉以轻心，莽撞鲁直。”

　　金庸所有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鹿鼎记》，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喜好标准。金庸的书因为人物鲜明等特点，每一本书都有不同的人喜欢。比如说我儿子就特别喜欢《侠客行》，我有一次和金庸先生说起这件事，先生笑着说，“这说明你的小孩淳朴。”

　　除却人物鲜明这个特点，我认为金庸小说最大的文学价值在于将传统文化现代化。因为政治原因，改革开放前，这种文化传统断裂了，金庸小说最大的贡献就是弥补了这个断裂，使传统文化现代化。这是他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

发布者：wangbing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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