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学费：说相声时，我不是博士

博士学费：说相声时，我不是博士

　　于丹常常需要向人解释，“相声界最高学历”没什么了不起的。在骑车来到茶馆、罩上长袍之后，他希望自己只被当成普通的相声艺人。

　　与舞台上的捧哏形象截然相反，这位29岁的政治学博士皱着眉头，强调：“学历高矮跟相声完全没关系——不正相关，也不反相关。”

　　最重要的是，他不想被人说成“拿博士的名头去要饭”。

　　2011年6月，天津哈哈笑艺术团的演员于丹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毕业，获得博士学位。

　　在穿着长袍的相声行当里，这顶博士帽很难不被注意。相声过去被视为“下九流”，从业者多为穷苦子弟，“大腕”马三立念到初中，在同侪中已算很有学问。

　　在曲艺之城长大，于丹自认带有熏陶出的某种基因。他仍记得，在不怎么记事的时候，自己身处天津的一个大杂院，坐在幼儿专用尿桶上，听着收音机里传出的相声。

　　可他从没想过入行。他是考入南开大学的高材生，相声对他来说，最多提供了拿同学找乐的素材。读高中时，他是班里喜欢相声的两三个“神经病”之一，喜欢也不敢说出口，因为当时不听流行乐而去听相声是很“土”的行为。

　　大学二年级之前，于丹从未有过任何舞台经历。2002年，他跟政治学系的两个同学在南开发起了一个“国乐相声协会”，纯粹为了好玩。他们在宿舍水房里排练，有外地同学发现，取笑：“这么大个子还玩‘过家家’！”有女生报名，得知要到男生宿舍排练，抬腿就走，以为遇上了不正经的坏师兄。

　　2005年前后，天津的茶馆相声火了，艺人郭德纲的德云社在北京叫响。于丹的舞台也从校园转到了茶馆。

　　他的搭档裘英俊，上过少儿曲校，因“学习太好”而去读了南开金融系，一直没离开相声圈。裘英俊带他开始了“茶馆卖艺”的经历。

　　入行之初，他们让老艺人感到新鲜。为了“垫高”他们，有人提醒观众：这俩新人了不得，高材生！也有人在后台冷嘲热讽：有什么了不起的？来俩大学生说相声，就跟卖白菜的说相声、蹬三轮的说相声一样，有什么区别？

　　于丹逐渐发现，虽然对方是贬自己，但话糙理不糙。这个圈子不认学历。

　　在后台，有演员好奇地问于丹：“你学什么呢？政治？你上这么多年学，你不烦吗？——我就腻味上学！”

　　在购票捧场的茶馆里，观众不会因为演员学历高就好伺候，稍有不慎就惹来嘘声。而在学校，于丹甚至见过一个同学表演快板，忘了七八次词，观众还宽容地鼓掌。

　　在校内，他们尽量回避脏口、屎尿屁、伦理哏，以免“脏的臭的”引人反感。他觉得自己是“两面派”。“我们始终把学校当成高雅的地方。我们学习茶馆相声，但是反对校园相声茶馆化。”

　　于丹也见过另一种人。他们认为大学生就得说“文质彬彬”的段子，“应有更高追求，肩负更高使命”。有人甚至将他们与清末民初一些文人下海说相声的“清门”时期相提并论，认为会增加相声的文学性。

　　然而，于丹很不喜欢与一段遥远的历史扯在一起，还被赋予很大使命。在他看来，说相声首先是谋生手段，这样想不卑鄙。

　　过去，作为相声爱好者，他将名艺人视为神一样的人物，可他现在发现，那些“相声表演艺术家”，也都是普通人，也会犯错，也要养家糊口。

　　于丹并不否认，自己当初去茶馆表演，一场几十块钱收入颇具诱惑，可以贴补家用、支付学费。

　　有听众在网上讽刺他：“一个大博士，天天上茶馆赚外快，好说不好听啊！”

　　于丹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在一些人眼里，学历连着身份，博士就是“祖国栋梁”、“高级人才”，就得“阳春白雪”。

　　南开的一个博士师姐看过他的相声，坦率地告诉他“感觉有点别扭”，并认为他的父母“应该”不会愿意看到儿子在台上“装疯卖傻”。

　　于丹不知怎样回答。

　　他说：“我在台上演的都是市井小人物，演的不是大学教授。演的是可笑的人，姿态得放低。”

　　事实上，在于丹身边，还有厅局级干部也在说相声。但受制于“身份”，很少张扬。

　　在政治学博导朱光磊教授面前，这位相声演员格外拘谨。朱老师只听过一次于丹的相声，还是招待几个客人时去茶馆听的。师生从未就表演有过任何交流。

　　他的博士论文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问题》，与相声只有“一点点关系”——通过说相声，他搜集了文化市场方面的部分材料。

　　虽然一再声称学历与相声无关，这位政治学博士却很注意在创作中“结合时事”，旧瓶装新酒。因为“你不加新东西你就没饭了。听滋味的少，听内容的多”。

　　眼下，他计划在新段子里编入“利比亚和卡扎菲”。在一个传统段子里，他们曾把“二饼碰八万，死不对眼”，改成了“360跟QQ，有你没我”。

　　萨达姆被执行死刑时，于丹表演“赤壁之战”。剧中，诸葛亮游说孙权，劝他抵抗曹操，“你投降的话，你再找律师上诉的话没用，萨达姆现今什么样你什么样。”

　　“开政治玩笑，恰当就好，不要过分。我们行当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不离政治，不提政治’。”于丹说。

　　日本大地震时，他们在茶馆里说：日本这个邻居挺讨厌，按理说他地震了，咱们应该同情他，可他有时候还抢占楼道……于丹说，他们并不觉得骂日本人就对，毕竟要有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但在“钓鱼岛事件”等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相声让大家一乐，宣泄一下情绪，也没什么不妥。

　　“你要分清你的功能。讲政治课我就不能胡说八道，传道授业解惑，没有根据的话不能说。说相声的功能就是娱乐，需要夸张，你不能让观众买票去受教育。”他说：“文化主管部门不要跟相声演员较劲，观众也不会当真。”

　　这位政治学博士真的要去讲政治课了。他已确定留校任教，在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给学生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面试时，学院领导委婉提醒，鼓励个人爱好，但别影响工作——“你不打算做学术界的相声演员吧？”

　　于丹说，自己跟搭档早就达成过共识，不拿相声做职业。当然，他不会戒掉相声这个爱好。

　　他表示，尽量把大学教师和相声演员的身份分开。他认为，就像在舞台上以观众为导向一样，自己在讲台上也会以学生为导向，讲思政课要秉持说相声的理念：“不要不负责任地取悦听众，但首先得让你爱听，不应该自说自话。”